生于乡村,
创造精灵宝可梦GO

第1章: 贫穷与富足

战争与祖母

追溯到《精灵宝可梦GO》诞生前30年,我出生在中国东北地区黑龙江省的一个寒村。要讲述我为何出生在中国,必须从我祖母的故事说起。

我的祖母是一位名叫野村志津的日本人。出生于福井县小滨市的祖母,在1935年作为满蒙开拓移民,投靠她的哥哥菊次郎前往了满洲。从1931年的满洲事变到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期间,以”王道乐土”,”五族协和”,”梦幻乐土”的名义前往旧满洲国的约27万日本人中,她就是其中之一1。到了满洲的祖母与当地在满洲铁道工作的日本人小林秀吉先生相遇并结婚。祖母与丈夫生了3个孩子,过着顺风顺水的生活。然而,这种平静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很久。1945年,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迎来了终战。由于祖母的哥哥和丈夫在终战前已被当地征召,所以在终战时,祖母和丈夫天各一方,互不知彼此是否还活着。除了祖母外,许多人也处于类似的境遇。被留下的祖母带着3个孩子在恐惧中奔逃于山野之间。在冬季气温低至零下40度的极寒满洲大地上,3个孩子因寒冷和饥饿相继去世。祖母自己的脚趾也因冻伤几乎全部失去。就在她精疲力尽,绝望之际,发现并救助了她倒在山间小屋的是我的祖父。祖父是一位名叫石相臣的中国人。与祖父相遇后,祖母放弃了回日本的念头,选择与祖父结婚在中国生活。后来,与祖父所生的两个孩子就是我的父亲和叔叔。

1953年,战后第8个年头,祖母给日本的家人寄去了一封信。祖母的家人以为她已经去世,甚至已经提交了死亡证明。得知祖母仍然活着,家人非常高兴。此后,祖母通过每隔2,3年与家人的通信往来了解彼此的情况。然而,由于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动荡,通信再次中断。

1972年9月,田中角荣首相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一起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日本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就在同年,日本的家人再次收到了祖母的来信。此时的祖母已经58岁,患有宫颈癌。由于当时中国的医疗技术无法医治,祖母告诉家人她希望回到日本接受治疗。由于祖母的死亡证明已经提交,办理手续耗费了时间,她的愿望直到第二年6月才得以实现。此时的祖母已经处于随时可能去世的状态。但因为想再次踏上祖国土地的愿望促使她决定回到日本。在那个从中国直飞日本的航班尚不存在的年代,回日本必须经过当时为英国领地的香港。由于祖母已经无法独自旅行,父亲决定送她一程。从当时祖母居住的乡村到哈尔滨,再到北京,广州,香港,是一段持续数日的长途出行。离开乡村到达北京时,祖母已经因疲劳几乎无法行动,父亲背着她四处寻找住宿。没有钱的父亲和祖母最终没能找到住宿,只好在北京站的站台上度过了一夜。

第二天,为办理手续父亲和祖母来到了日本驻北京大使馆,在那里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大使馆不仅安排了前往广州,香港的列车的卧铺,还派公务车送他们到达了北京车站。 在当时,只有官员和外国人才能乘坐卧铺。 父亲每每与我提起此事仍念念不忘感谢日本大使馆给予的帮助。父亲无法前往广州前方的香港,但幸运的是他们在卧铺上遇到了两位日本人,这两个人帮助祖母完成了回日本的行程。

祖母时隔32年的归国在当时成为了报纸报道的新闻。以下引用当时的部分报道内容:

中国归来泪洒故乡 小滨出身的妇女

昭和48年7月17日(星期二)*报社不详

与丈夫生离,与爱子死别,然后与中国人再婚……作为战前满洲开拓团成员前往中国,身上铭刻着战争悲剧的小滨市出身妇女,近日时隔30余年重踏故乡土地。”能活着真是太好了”。与哥哥,妹妹和亲生母亲抱在一起喜极而泣。然而,现在她被重病侵袭,在舞鹤市内的医院继续接受治疗。

尽管抱着人生最后的希望回到日本,但祖母仍然希望能再见到留在中国的儿子们。即使在医院继续治疗,但祖母的病情已经到了晚期,大约两个多月后,祖母在家人的陪伴下与世长辞。以下再次引用当时的部分报道:

归于故乡的土地

昭和48年8月4日(星期六)*报社不详

时隔30余年从中国归国,被重病侵袭,继续与病魔斗争的小滨市上加斗出身的野村志津女士(58岁)于1号在入院的舞鹤市民医院离世。3号在故乡小滨市举行了简朴的葬礼。虽然归国仅仅一个多月,但在母亲和兄弟姐妹的守护下,最终归于出生故乡的土地。

如果没有战争,我可能也不会出生,但我由衷地认为,像祖母这样牺牲众多人的战争绝不应再次发生。我出生的这个和平时代,正是建立在先辈们的牺牲之上。

生于中国

祖母回日本的几年前,父亲和母亲结婚了。他们连续生了4个女孩,第5个终于盼来的男孩就是我。当时给我取的名字是”石磊”。母亲说在我出生前就决定如果是男孩就用这个名字。这是一个有4个”石”字非常坚固的名字,寄托了希望我能健康成长的愿望。我经常被说固执,也许是这个名字的影响。

当时的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所以父母每生一个孩子就要缴纳罚款。本来家里就没有什么钱,到我出生时,家庭经济状况已经无法支付罚款。最终以没收家具代替了罚款。尽管如此,父母还是设法维持着生计,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在我2岁时,父亲前往日本靠亲戚打工去了。

我和大我一岁的姐姐。在家中我和大我一岁的姐姐。在家中

我没有当时的记忆,但据说从打工回来的父亲在1989年元旦给我们买了新衣服。上面是当时的照片,我和大我一岁的姐姐穿着父亲买给我们的新衣服。

家里能拍照片,可以想象当时生活已经好转。我记得家里有一辆日本制的婴儿车。还有一台通过旋钮选择频道的黑白电视机。据说当电视图像模糊时,敲一下就能修好,邻居们常常来看这样的电视。然而,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很久。父亲在日本赚的钱被骗走了,家庭陷入了比以前更深的贫困。走投无路的父母卖掉了当时住的砖房,搬进了用草和泥制成的房子。泥土做的房子墙上有洞,成了老鼠的窝。泥墙上贴着报纸当墙纸。这是我3岁左右的事。

在这种情况下,从我有记忆开始家里就很穷。穷到连食物都成问题,我经常饿肚子。家里没有大米,主食是玉米粥。听到玉米粥,不要想象现在能吃到的那种玉米汤。那不是那么美味的东西,而是几乎没有味道的东西。我非常讨厌这种玉米粥。据说我经常说”现在不饿,等有白米饭的时候一起吃”,让母亲很为难。买不起糖果和零食,所以我们经常把水和糖放在碗里,放在外面一整晚冻成冰,然后舔着吃。也买不起玩具,所以手巧的父亲会切木头做玩具枪之类的东西。没有捕虫网,所以我们用树枝分叉处粘上蜘蛛网来捉蜻蜓。春天和姐姐一起带着一大群小鸡和鸭子去河边喂食昆虫,夏天在院子里骑猪玩耍。这头猪到了冬天,过年时就变成了饺子。虽然幼小的心灵感到悲伤,但一年只能吃一次的饺子是无可替代的美食。

搬进泥房后,父母开始做豆腐生意。做豆腐需要早起,凌晨2,3点就要开始准备。豆腐制作过程中产生的豆浆是我的期待,我经常早起偷看父母工作。早上豆腐做好后,我就和母亲一起推着手推车,边喊”豆腐,豆腐”边卖豆腐。同一时期,父亲开始在村里唯一的派出所当司机。慢慢地,家里的经济状况开始好转。不久,我们家有了彩色电视,甚至装了电话。那种电话不是输入电话号码的,而是先转动电话上的手柄连接交换局,然后告诉”某某家”,由接线员接通的系统。看到父亲几次打长途电话到日本,一边打电话一边不停地鞠躬,我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父亲手巧,擅长修理机械。受此影响,我也喜欢看机械,拆解东西和制作东西。小学前就用木板自己做雪橇,修理坏掉的门。也很喜欢汽车,偶尔听到附近有汽车声就会去看。母亲总是做缝纫工作,我也经常模仿她。母亲告诉我这样一个小故事:

有一次,我的衣服纽扣掉了,我自己缝上了。但是,我缝的方式像是把衣服边缘缝在一起,结果纽扣扣不上了。据说我很疑惑地问母亲为什么纽扣扣不上了。

我想,我现在仍然喜欢制作和摆弄东西,可能是从那时受父母影响而来的。

我5岁时,和大我一岁的姐姐一起上学了。姐姐上一年级,我进入学前班。不知现在情况如何,但当时中国的小学生也有留级和跳级,所以我和姐姐比其他人提前一年上小学。我喜欢学习,特别擅长算术。考试经常得第一名。不过,我不擅长做作业,经常忘记做作业被老师批评。这个习惯到了日本后也没改掉,同样经常被批评。

祖母回国20多年后,当我9岁时,父母决定移居日本。

新天地

在祖母的亲戚帮助下办理各种手续,1995年10月,我们全家除了当时上大学的二姐,都前往日本。这时我第一次离开自己居住的小村庄,从上海乘飞机前往日本。从村里坐巴士到哈尔滨,然后再乘火车到上海。在哈尔滨第一次看到的红绿灯和人行横道与我想象的完全不同。以前虽然从书上知道红绿灯的存在,也知道绿灯表示”通行”,红灯表示”停止”,但第一次看到的红绿灯上的黄灯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从哈尔滨乘坐的火车大约两天后到达了上海。上海人说话带有浓重口音的方言,周围的人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感觉已经来到了异国。这时在上海和家人一起去了很多地方观光,但我几乎不记得了。

在上海逗留几天后,为前往日本,我第一次坐飞机。在村里时,每当飞机从上空飞过,大家都会从家里出来观望。即将乘坐的飞机是否会飞过我的村庄,挥手时朋友们是否都能看到,怀着这样兴奋的心情我登上了飞机。虽然很兴奋,但可能因为太累睡着了,现在几乎没有乘坐的记忆。唯一记得的是,到达前从空中看到的蓝色海洋和绿色岛屿。

降落在关西国际机场后,我们首先去了厕所。那个厕所的门上有按钮,按下按钮门就会打开。在此之前只知道简陋茅厕的我,觉得自己来到了不可思议的未来世界。

来到日本后,我们投靠父亲的熟人住在东京。父亲从熟人那里借了暂时的生活费,租了一套位于练马区富士见台名为饭田庄的破旧公寓,连浴室都没有。我们在这栋两层公寓的一个房间安顿下来,购置了生活必需的家电——冰箱和双层式洗衣机。这两样东西在中国时都没有,所以我非常高兴。榻榻米房间,和式厕所,做饭用的煤气灶,这些都是我从未见过的东西。

在日本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取了日式名字。我现在的名字”野村达雄”就是当时自己取的。因为当时完全不懂日语,所以我直接用了父亲拥有的日语教材中主角”林达雄”的名字。从此,我们在日本的生活开始了。

我和大我一岁的姐姐几乎每天都在附近的公园和商店街逛。滑梯,秋千,电话亭,自动售货机,蔬菜店,面包店,电车,铁路道口,隧道,无论去哪里都是第一次见到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每天都是冒险。走路时,经常看到很多东西被丢弃。家里几乎没有家具,所以姐姐和我经常捡家具和家电,放在同样捡来的自行车上带回家。放置大型垃圾的地方,摆着柜子和电视机,简直是宝山。

来到日本后,父亲很快在建筑工地工作,母亲在洗衣店工作。因为两人几乎不会说日语,所以都做体力活。生活依然贫困,但通过父母的努力,生活逐渐好转,与在中国时相比已经丰富了很多。每天都能吃到白米饭,饺子也经常吃。周末和父母去超市购物总是我期待的事,他们会给我买各种零食和果汁。这在中国时是不可想象的。我特别喜欢香蕉,经常买。我第一次吃香蕉是在中国时,跟随父亲去一个富人家玩的时候。从那以后一直想再吃香蕉,来到日本后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

有一次,父亲带全家去了池袋的阳光60展望台。在中国时,我的村子里连一栋两层楼的建筑都没有,所以无法想象60层楼的建筑是什么样子。从可以俯瞰东京的展望台向下望,感到自己在这么高的地方很自豪。我幼小的心灵感受到,只要努力,生活就会变得更好。

虽然当时还是个孩子,但那时的记忆很清晰,至今仍记得住址,家里电话号码,附近的风景和商店,以及当时朋友的电话号码等。

来到日本几周后,我和大我一岁的姐姐开始上小学。

文化之墙

来到日本后,我第一次入学的学校是练马区石神井东小学。来日本几周后,生活开始稳定下来的某一天,我和母亲,姐姐以及来当翻译的母亲同事四人去拜访了校长。我和姐姐在中国时提前一年上的小学,我在中国时已经是4年级,所以希望在日本也能上4年级。然而,这一请求没有被批准,我和姐姐分别被编入3年级和4年级。那天回家路上,我们在拐角处的一家文具店停留,准备购买文具。我和姐姐非常想要带有铅笔刀和隐藏门等各种酷炫机关的多功能铅笔盒。但经过商量,我们决定买最便宜的铁质铅笔盒。我们都很清楚家里没有钱。这种铅笔盒掉在地上会发出很大的声音,经常在学校让我感到尴尬。书包是父亲从朋友那里拿来的,是他孩子用旧了的破旧书包。就这样,准备就绪,我在日本的小学生活开始了。

虽然开始上学,但因为刚来日本,我完全不会说日语。幸运的是,有一位和我境遇相似,比我早半年左右从中国来日本的男孩叫户张,他教了我很多。学校还为我们特别聘请了一位会说中文的阿部老师作为日语教师。除了正常课程外,还有向阿部老师学习日语的时间,这使得来日本半年后,我和姐姐就能像周围的孩子一样流利地说日语了。这个年龄的孩子学习能力很强,能很快掌握任何语言,我和姐姐之间的交谈不知不觉从中文转为了日语。不过,因为父母只会说中文,所以与父母的交流一直是中文。在家里我的日语最好,经常被派往各处当父母的翻译。我经常一个人去区役所等地方办理各种手续。

虽然很快就克服了语言障碍学会了日语,但经常遇到文化差异。例如,在中国时没有午餐,所以和大家一起吃午餐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午餐提供的都是我从未吃过的食物,但都很美味,我每天都要求加餐。第一次要求加餐时,因为还不到可以加餐的时间而被批评,我把已经盛出来的食物倒回锅里,结果被大家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我知道自己又做了不该做的事,感到很沮丧。经常穿同样的衣服也常被嘲笑。在中国农村时,只有几件衣服,穿同样的衣服是很正常的。其中最讨厌的是远足等需要带便当的日子。与同学们精美的便当不同,我带的只是简单地装有米饭和一样菜的便当。因为不好意思让同学看到我的便当,我总是尽量避开人群吃便当。

但并非全是坏事。有一次,原因记不太清了,我和同学中岛打了一架。打架后的下一个休息时间,中岛来找我,我以为他要做什么,结果他说”刚才对不起”向我道歉。在中国时从未经历过打架后道歉或被道歉,这让我很震惊。我也说了”对不起”,我们言归于好。类似的事情还有,班主任教我递剪刀时应该把手柄朝向对方以避免对方受伤,我学会了关心他人的重要性。

虽然切身感受到文化差异,但从中学到的日本人的体贴之心对年幼的我产生了积极影响。

与电视游戏的相遇

上小学后逐渐交到朋友的我,也是在这个时期第一次接触到电视游戏。在中国时虽然隐约知道电视游戏的存在,但并不了解详情。虽然似乎有类似游戏厅的地方,但小学生禁止入内,所以不知道里面有什么。第一次玩电视游戏是在石神井东小学时期的朋友佐野家。佐野是个拥有各种游戏软件的男孩,我记得和他一起玩了超级任天堂的《超级马里奥世界》,《超级炸弹人》,《超级大金刚》,《超级马里奥RPG》,《努力工头具卫门》,《星之卡比》,《多卡邦3·2·1》,《桃太郎电铁》,《超级马里奥赛车》,《街头霸王II》等游戏。我很快就迷上了电视游戏。因为自己没有游戏机,所以总是在佐野和其他朋友家玩。

有一次,教我日语的阿部老师给了我一台她孩子小时候玩的但现在不再玩的任天堂红白机。那时PlayStation已经发售,所以几乎没有孩子玩红白机了。和红白机一起,我得到了《勇者斗恶龙》(龙勇士),但不知道怎么玩。龙勇士的第一关需要按照国王的指示,从宝箱中拿钥匙,用钥匙出去,但当时日语还不够好的我觉得很难。在附近住的朋友来教我玩法后,我才第一次知道了龙勇士的乐趣。当然,那时我完全没想到这会与后来的谷歌地图8位版有关。当时谷歌甚至还没有成立。

就这样,和周围的朋友一起玩,我越来越沉迷于电视游戏。1996年,小学4年级的我像往常一样在朋友家玩游戏。那天去的是一个叫铃木的女孩家。铃木总是有新游戏,家里还有空调,所以我经常去玩。那天,铃木让我玩她新得到的Game Boy游戏。那个游戏与我之前知道的所有游戏都不同。之前玩的游戏虽然形式各异,但基本上都是打倒敌人或怪物前进,但这个游戏竟然可以让这些敌对的怪物成为自己的伙伴。这样收服的怪物在培养后会变得越来越强,学习新技能,甚至在继续培养后还会进化。这个游戏就是《口袋妖怪》,简称《宝可梦》。因为太有趣了,那天我在朋友家待到很晚,几乎是被赶出来才回家的。之后我一直惦记着宝可梦,频繁去铃木家玩。善良的铃木看出了我的心思,把Game Boy和《宝可梦》借给了我。Game Boy没有背光,所以我总是在上面装一个从上方照射屏幕的Light Boy,常常躲在被窝里玩到深夜。

1997年4月,当电视东京开始播放动画《口袋妖怪》时,宝可梦热潮达到顶峰。学校里总是充满宝可梦的话题。大家一起唱宝可梦的歌,画宝可梦的图,谈论自己喜欢哪个宝可梦。除了宝可梦动画外,我每周还看同一频道播出的《64马里奥体育场》节目。节目中最受欢迎的环节”宝可梦联盟”总是我的期待。这个环节是通过应募聚集的孩子们组成3人一队,用《宝可梦》进行通信对战,胜出者可以获得内含幻之宝可梦”梦幻”的《口袋妖怪·蓝》作为奖品。当时我还是借朋友的《宝可梦》玩,所以想如果参加这个节目就能得到自己的《宝可梦》,于是决定报名。虽然报名落选了,但收到了电视东京邀请观看节目录制的机会。我记得当时非常感谢电视东京的这一安排。在朋友妈妈的带领下,我们几个人前往当时位于东京塔附近的电视东京录制棚。进入常在电视中看到的录制现场,从观众席观看录制。那天似乎是节目主持人渡边彻的生日,录制后由另一位主持人加藤纪子赠送了祝贺花束。节目播出时,我看到自己出现在主持人背后,感到非常自豪,向很多朋友炫耀。然而,最终我还是没能得到自己的《宝可梦》。

再次回到乡村

正当我开始适应日本的生活时,又一个重大转折点来临。由于东京的生活成本高,工资又不理想,父母开始寻找其他生活方式。我也经常和父亲一起去职业安定所,或陪他去面试,但一直找不到好工作。就在这时,父亲恰好在去长野拜访朋友时,找到了一份垃圾回收工作。工资不错,而且公司老板也是一位对外国人很理解的人。另外,长野的生活成本比东京低很多,因此我们决定搬到那里。虽然我已经适应了东京的生活,也交到了朋友,不想搬家,但别无选择。这是1997年秋天,正是我沉迷于《精灵宝可梦》的时候。

搬到长野市后,与东京不同,附近有田地,没有高楼大厦,我觉得”这地方真乡下啊”。虽然比起我原本生活的黑龙江省寒村,长野市也算是大都市,但因为刚刚适应东京的生活,我有些傲慢地觉得长野是乡下。实际上,即将在次年举办冬季奥运会的长野充满活力。

在父亲朋友家借住约一个月后,我们终于在市营团地安顿下来。我转入了附近的汤谷小学。第一次进入班级自我介绍时,我说明了自己是中国人。虽然担心说出自己来自中国会被欺负或指指点点,但我不想隐瞒。因为长野即将举办奥运会,当地也有其他外国人,但我切身感受到日本人对欧美人和中国人的态度,反应差异。无论大人还是孩子,似乎都有”英语很酷,中文不酷”的意识。有时还会被说”因为是中国人所以连这种事都不知道”。当时,像我这样幼年从中国来日本的人中,有不少因为害怕被人指点而不再说中文的孩子。结果,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真的不会说中文了。而我绝对不会隐瞒自己在中国出生成长的事实。尽管年幼,我想坚持自己在中国出生成长是自己的一部分,不应该感到羞耻。虽然当时不知道这个词,但我肯定有很强的身份认同感。我认为否定自己在中国出生成长就是否定自己。相反,我觉得能说两种语言是值得骄傲的事。也许是母亲给我的”石磊”这个名字赋予了我这种坚强的精神。

与我的担忧相反,我并没有因为是中国人而被嘲笑,很快就交到了朋友。虽然偶尔会因为是中国人而受到冷言冷语,但不至于太在意。和新朋友一起玩的当然还是电视游戏。

游戏的背后

上小学六年级时,我同属虎年的四个姐姐中最大的姐姐给我买了新书包,Game Boy和《口袋妖怪·红》。我终于有了自己的《精灵宝可梦》。我选择的第一只宝可梦是小火龙。我全神贯注地带着小火龙在关都地区奔走,击败武藏和小霞等道馆馆主。我捕获了小拉达,波波,皮皮等新宝可梦,扩大了伙伴阵容。野生的凯西会立即瞬间移动逃跑,所以花了好几天才捉到。与之前从铃木那借的《口袋妖怪·绿》相比,出现的宝可梦略有不同,每到新城镇就有新宝可梦,总是充满刺激。击败了8位道馆馆主后,进入冠军之路时,我的小火龙已经进化成了喷火龙。打败四天王,最后击败对手成为冠军,游戏并没有就此结束。游戏通关后才能进入的”华蓝洞穴”中住着传说中的宝可梦”超梦”,必须捕获它。即使捕获了”超梦”,游戏仍在继续。必须捕获全部151只宝可梦才能真正完成图鉴,才算真正通关。《精灵宝可梦》是一款不断给玩家惊喜,充满新创意的革新性游戏。

《精灵宝可梦》也是一款充满传言的游戏。”有第152只宝可梦”,”坐上某个地方的卡车可以去有幻之宝可梦·梦幻的村庄”,”可以捕获紫苑镇的幽灵”。这类都市传说在小学生中流行。进一步助长这些传言的是所谓的”Select BB”漏洞技巧。使用这个漏洞技巧可以让宝可梦一下子升到100级,无限获得道具,甚至获得幻之宝可梦”梦幻”。但使用漏洞技巧有时会导致存档数据损坏,游戏无法继续。当时是漏洞技巧和秘技的全盛期,我经常给各种厂商的客户服务热线打电话询问秘技。当然,他们不会告诉我漏洞技巧。就这样玩着游戏,我开始对漏洞和秘技的原理,以及游戏如何制作产生了浓厚兴趣。

学校活动

父母对我并不严格。虽然他们会说”要好好学习”,但很少过问具体事情。我几乎不向父母展示成绩单或学校活动通知,也不告诉他们参观日。父母总是忙于工作,即使来学校也因为不太懂日语而觉得没有意义。虽然我学习不错,小学考试经常得100分,但也不会给父母看。需要盖章的文件,我就用红色圆珠笔模仿印章样式。后来读到本田技研创始人本田宗一郎的书,发现他也伪造过印章,让我感到很亲切。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研究生毕业,父母从未参加过我的入学典礼或毕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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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NHK特别节目 满蒙开拓团是这样被派遣的~沉睡的关东军军官资料~